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
这样的话，这样的语气，神情，分明是张爱玲才能说的呵，每一个字都是细细的针。深夜，蜷在自己的床上，拉一盏台灯，打开几年前的旧书，张便如同一个故人，神色落寞地与我说话，话语细细密密地如灯的微光，就那么泻下来。她真是什么都懂了，她的心思和一个末路穷途的小资产阶级的心情暗中谋合，但她不能给你安慰，她是Impersonality的，她同时是弗洛伊德和艾略特的好学生。“出名要趁早啊！来得太晚的话，快乐也不那么痛快”——她就是那么地甘心俗气。“快乐”这个词真是又虚幻又荒诞，在旁人看来，是健康明快的，在张爱玲那里，却有一种奇怪的悲哀。你无法逃出她描绘的那些的色彩，繁复、艳丽而凄婉，那一片繁华而冰冷的物质的光，那么细致和真实，却永远与你隔了冷冷的一层。
我记得唐?、严家炎主编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是没有提到张爱玲的，这当然是他们的文学史的标准问题。钱理群、温儒敏、吴福辉等人在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指出了“她本人的天才成份”（终于），笔墨却相当经济。至于派别，象张这种不洋不中，不古不今的文体也委实难以分类，是“新鸳蝴体”呢，还是“新洋场小说”，或者“娱情小说”？严家炎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把她归入了“心理分析小说”。他相当谨慎地认为张使四十年代心理分析小说达到了一个“小小的高峰”，在分析了张的小说的成功独到之处后（其分析没有超过傅雷在四十年代的评价），他指出她取得这样的成功的原因是“本身就是从这个圈子里来”，这个圈子指的是“舞女，少爷和各种市民”，语气间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鄙薄来。张在大陆的文学史上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，她只能作为“侧室”或者“小妾”安顿于“偏房”。谁叫她从来不提反帝反封建或者革命呢，谁叫她写的永远只是萎琐的“人”和悲喜参半的“欲望”（passion）呢。中国人看文学是首先看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发掘的。主流的中学语文教学一开始也是反复强调 中心思想”的重要性，这种教育曾经使张爱玲丧失了相当大的接受市场，象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张这种奇怪的文体的。因此，偌大的内地，找不出受张爱玲影响的作家来，然而在台湾，却奇迹般地有了衣钵传人：60年代的施叔青、白先勇；80年代的李昂、朱天文、朱天心……首先为张爱玲“翻案”的是夏志清。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，他花了42页论张爱玲，而用了26页论鲁迅。其厚此薄彼也许并不足取，但张被忽视了这么久，多提几句也是应该的吧。他在台湾作家水晶写的《张爱玲的小说艺术》的序中写道：“……别的作家（指五四以来的作家）产量多，写的不少有份量的作品，也自有其贡献，但他们在文字上，在意象的运用上，在人生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，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。”发表于1973年的《张爱玲的小说艺术》是继夏志清的批评之后，第一部研究张爱玲作品的专著。作者水晶对张推崇备至，用西方文艺理论批评（主要是用英美新批评），分析了张爱玲的《传奇》。而在内地，张沉寂了40年之久。直到1985年4月，柯灵才在《读书》上公开了《遥寄张爱玲》，以此为契机，《收获》登载了《倾城之恋》；87年陈子善发掘了张在上海发表的作品《小艾》以及张中学时代的作品；1989年，有研究者认为，张在《流言》中的“荒凉感”与艾略特的《荒原》意象相通。而孟悦、戴锦华则从女性主义的视点出发，在《浮出历史的地表》中，将苏青、张爱玲定位于现代女性文学的成熟点。面临意识形态的破灭的大陆知识分子开始从新的视角去审视张的“私语”。而后，安徽文艺出版社、浙江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了《张爱玲文集》、《张爱玲散文全编》，无论是读者和研究者都是刮起了一阵“张爱玲热”。1995年秋天，张在洛杉矶悄然仙去，文汇出版社出版了陈子善编的《作别张爱玲》，以及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胡辛的《张爱玲传》，销量应该很不错。后来，研究张爱玲的论文当然就数不胜数了。
从在四十年代在上海大红大紫到近三十余年的沉寂无闻，到现在的高潮再起，这五十年的历史，就象一出热闹的戏，很中国，很传统地演下来。这些年间，出现了多少骇世惊俗的作家，但猛一抬头，张爱玲还是怪怪地呆在那里，高高地，落寞地看着纷纭的众生和文坛，象她笔下的月亮，“……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，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眼泪，陈旧而迷糊”。为什么在大陆任何一本现当代文学史上都看不到这样的章节，诸如“张爱玲的历史地位”呢？这种文学史编撰的标准是否是公正的呢？
张感受的是中产阶级，是世俗的市民，是男男女女的尴尬悲凉，当然你可以认为这是张爱玲生活圈子及思想视域的局限，而恰恰是这一种局限，为市民以及知识分子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边缘性语境。想想偌大一部《石头记》，不过是贾公子与众女子的调情、呕气、嘻戏、赋诗而已。张爱玲攒成的薄薄一本《传奇》，与荒唐的《石头记》一脉相传，加入了《金瓶梅》的市民气，又经过了鸳鸯蝴蝶派的“言情”，以及西方毛姆的“通俗”，独独成了她的“张体”。她看这一个世界，用的是“张看”，把自己置于一个俗人与小女子的地位，对世事人情的洞晓而不语，只管细细地，絮絮密密地说故事，自己却好象是一个不相干的局外人。这何尝不是一种玲珑剔透的聪慧呢？
可惜买不到胡的《今生今世》。胡兰成对张的解读似有夸大和奇想之嫌，但我认为可能比“新批评”的分析更为贴近一些。傅雷对张爱玲的小说的评价其实很有份量，首先他肯定了她的“技巧”：“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，她利用暗示，把动作，言语，心理三者打成一片。”其次，他肯定了“情欲”的作用。而这个作用现在看来是无限量的。比如当下走俏的上海女作家，沉浸在一种极度自恋的私语中，对“性”作不厌其烦的描述，对身体感觉的无限度地发掘，对身为女性的“我”的“性高潮”没完没了地炫耀，相形之下，张是很节制的。她从不滥情。
1994年，关锦鹏的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获金马奖。这部影片几乎原封不动地参照原文，但小说中的“苍凉”已经荡然无存，只剩下被市场改写的《廊桥遗梦》式的三角恋爱和回归道德主题的庸俗故事。也难怪，她的小说里本来就有很多好莱坞电影的元素：都市，金钱，欲望，美貌，红尘中的男男女女……张可以被文学史忽视，当然也可以被改写。这似乎更加确定了她“通俗作家”的定位。她就是这样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把生命的悲凉轻轻化为了一场轻喜剧，令人莞尔。
